但他是杨荣，绝不会因为一个伟大的构想，就头脑发热，那他绝不会是杨荣了，他历仕四朝，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载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曾五次扈从出塞。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银印，文称”绳衍纠缪”，朝政得失准盖此印密疏。并亲写”勿谓崇高而勿入，勿以有所从违而忽怠”一文与杨荣共勉。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未因恃宠而骄矜，仍守其”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这一次次的成功，靠是他谋略、眼光、见识才走到今日，世人称他自洪武至永乐，盖文明极盛之时也，若建安杨公者，其可多得哉。听其所言，观其所存，信一代之伟人也。而公复以达政务，善应变，最为上所亲任，凡制驭远方，饬师旅抚顺讨逆，虑边将有不能办者，必命公往图之，公决机发策，皆适其宜。
其学博，其理明，其才赡，其气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变化开阖，而自合乎矩度之正，盖沨沨乎盛传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宝而蔵之，而今不可复得矣。他自问这话儿并非过分，即便是他敬重的杨士奇，也曾当着他的面赞他桓桓文敏，通才博识。遭际圣明，光奋于绩。承明廷阁，著作之庭。以翱以翔，舒叶振英。北裔西垂，从狩万里。职典署文，亦兼知武。外蕃胸臆，帅垣弱强。重瞳屡顾，数奏惟明，这些赞扬，在他看来，并不为过，事实上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担得起这份赞扬，而这些赞扬，也让他为人更谨慎，处大事时无比做到对得起朝廷，对得起旁人对自己这份赞扬，也正是这份使然，才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询问自己，他们这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即便是对的，自己是不是还要精细一些呢？
本着这份心思，他将两人这番话儿前前后后开始思索起来。
杨士奇与杨溥知道他性子，倒也不急，与杨溥一左一右坐在一旁，身后是一块不太长的横幅：“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这是杨士奇的手书，笔法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颇有大家风范，这话儿的含义倒也简单，有修养有名望的人务求实际，而不图外表好看；致务于自身的修养锻炼，而不计较自身以外之物。这是杨士奇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当时写出时候，杨荣、杨溥都大家赞扬，最后三人商议，便将这横幅挂在了内阁，作为警惕之言，时时提醒三人。
杨荣思索了一会儿，才有了些眉目，杨士奇、杨溥二人的谋划谈不上经天纬地，但的确是从大明实际出发，一旦形成，利在千秋，但两人似忘记了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人对商业的态度。
大明自tai祖出身淮佑布衣，从小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重八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
因其友汤和（疑似）的一封信，参加了起义军，并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古代的一种玉器），从而走上了开创大明的道路，登基后有感于昔日的困苦，最恨两种人，一种是贪官，一种是商人，对于贪官，曾洋言：“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这一点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做到了，第二种人就是商贾，对于这种人他是从骨子里恨，认为农民生产创造财富价值，而商人只是从中渔利，所以登基之初年，就下谕旨，规定商人只许穿布，不准穿绸纱。”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糜，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赊民之家不许衣锦绣”。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大明商人的定位，商贾再有钱，也不过是一介贱民而已，即便是永乐后，这种风气也没改变过，杨士奇等人要将大明从对农业上的依赖，转化为农商并存的局面，首先要面临不是行不行得通，而是从洪武年延续下来的风气，若此等风气不开，再好的构想只怕也流于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