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如他所料，杨峥从苏州送来的奏折在朝堂之上立即引起了悍然大波，山西、南京、开封、广州一带的官员率先便是反对，他们拿出了各种理由，如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商业税不可收取税收，这是祖宗规矩，所以商业税收是征不得额，还有不少官员则言及商业的愁苦，非但不可收税，反而许多早年的商品货物定下的税收都需要降低才是，更有甚至义正言辞的让皇帝取缔商业税才是会仁君之举。**好像皇帝收了这个商业税就是昏君了一般。
对于这些人的心思，杨士奇岂能不知，随着天下承平，越来越多的官员都来自江浙、广州、开封、南京、扬州等富裕之地，商人利用财力勾结地方，培养自已的秀才、举人、进士已达免税的目的，非但如此，许多文官家族的都坐着大量的买卖，就他所知就有不少，大学士权谨公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中了进士，担任陕西右布政史的徐节的父亲徐息也是山西的大商人‘逐盐荚之利’‘积赀巨万’”李开先的舅父是大商人。汪道昆的父亲、祖父皆为盐商兼地主。张本的祖上也是业贾起家。五成的祖父是商人兼地主。归有光先世‘皆以高赀雄乡里’。李攀龙的祖父乃是历城大贾，兼放高利贷。……邢侗家资巨万，他的祖上也是地主兼商人，收放高利贷。华亭唐默，‘父亲以贾起家，积资雄一乡’。钱一本当时说“古人仕则不稼，今人仕则并为商贾，鱼夺琐细牙侩之利，亦无所不至。除了他所知道的就这么多，不知道还不知有多少，这些人把持的商业，无论是感恩，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于商业的维护，他们的表现最为激烈，随着商家支持的官员越来越多，这种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一方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员也好，都纷纷摇动笔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商业税，在他们的描绘下，皇帝征收商业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国家暗无天日。工商业被破坏殆尽。为此他们编了歌谣四处传唱，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朝廷征收商业税在他们的眼里，已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弊政，非但不能收税，还要当做祖宗规矩给供奉起来，在这种风气下，商业明明蓬勃发展，商业税却一低再低，最终是肥了官员，亏了朝廷。
在这种风气下，自然没有那个官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起收商业税的事情，甚至连商业也极少有人提起，满朝文武似选择了对这件事进行遗忘了，就连他这个内阁首辅也几乎忘了还可以收商业税的。
杨峥从千里之遥的苏州送来的奏折，非但告诉了满朝文武，天下百姓，叫花子、买糖的这天下并非只有他们清苦的百姓是可以给朝廷赋税的，那些徽州商人、关陕商人、洞庭商人、江西商人、闽浙海商、龙游商人、武安商人他们身为大明子民同样也要赋税的，意识到这一点，这几日他们没少闹腾，不少有志之士开始上言朝廷，非但要商人上交税收，还以商人从洪武时，朝廷给了诸多惠顾的政令，使得他们的足迹遍及南北和边陲、海外，不避间关险阻，鳞次辐辏于各地市场，所贸易者包括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各种器具珍玩，山海宝藏。这些商人集团都积累有相当的资本，徽州商人资本有至百万者，拥有二三十万者只能称为中贾，京城的商人的资产更是多达百万，不算晋商、闽浙海商、龙游商人等大商人，他们的资产少说也有几百万，他们的土地比百姓还多，银子比百姓多、穿的衣衫比百姓好了不止一点半点，住的就更不用说，粮食也比他们多，身为大明子民，他们非但要给朝廷税收，出的还得比百姓多一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