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政治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死后仅四天即被弹劾，继而被抄家，宫秩尽削，玺书诰命全夺，最终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对于自己的结局，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说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但也已顾不得。也就是说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加，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干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杀身之祸随时可能降临，引镜自照，叹息道：此一腔热血不知竟抛洒于何地?
一手策划英宗复辟的石亨、徐有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镇的宠信，公报私仇，诬陷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为皇储。三法司官员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谋逆”罪判处于、王二人极刑{凌迟}。对于这样的诬陷，王文愤怒之极，眼若喷火，据理抗辩。于谦在一旁冷笑道：这是石亨、徐有贞的意思，辩也无用，不论事情有无，彼等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
这样的判决，连英宗也于心不忍，说了一句良心话：“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声色俱厉地回答：“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假如不处死于谦，那么把景泰皇帝赶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宝座，就名不正言不顺。朱祁镇只得妥协，把于、王二人由极刑改为斩首。史书说：“{于谦}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以于谦之能，并非不能遇见这些身后之祸，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饱读圣贤诗书的于谦、张居正岂能不明白，谋国与谋身同样是一个谋字，可与他们而言，前者显然是大于后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于谦、张居正的选择，并非他的选择，用孟夫子的话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人人都如此，杨峥自问做不到在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的事情来，谋国与谋身如果让他选很大程度上他会选后者，这倒不是说他狭义，实则他对自己的认知太清楚过了，他不过是因缘际会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于谦、张居正那等觉悟，既没有也就用不着去勉强，再者，从局势上看当今的大明王朝还没到需要他谋国的地步，土木堡一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大明有亡国的危险，张居正就更惨，大明王朝已走了两百年，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加上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大明王朝各种矛盾丛生，可谓是风雨飘摇了，而今大明朝政虽有不少弊端，但经过将近百年几代君王的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朝政还算稳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并未出什么乱子，更别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乱世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问做不了于谦、张居正这样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顾私是坦荡正气，是一种境界。大公又顾私是中庸，是一种手段谋略。大私不顾公是现实，是一种最实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选，他愿意更实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