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可知道，本朝规矩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凡是想要做官的都得是监生的资格，太祖初年，天下刚定监生是可可以直接做官。以监生而出任京城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机会就变成了科考了。这无疑是过独木桥了。”
“天下读书书这么多，每年能中科举的不过两三百人，而这两三百人当中，能高中的不过二三十人，试问一下这样的比例，成功的机会能有多大的，凡是有点野心的那个不想有一早一日金榜题名，那么是花一点代价又能如何？
比起一个家族供养一个读书人，哪点花费其实算不得什么，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对科举不断的完善，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科举高中不仅可以做官让一个家族，让一个朝廷得到兴盛，一个读书人也彻底从书本中得到解脱，甚至是一个家族，我相信只要有机会，任何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
刘健侃侃而谈，这一番话虽有些大胆，但杨峥不否认他说得很有道理，在科举为尊的时代，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就是科举。
杨峥记得在前世的时候读过明末年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十，《华**独逢异客江陵君三拆仙书》说的就是科举的事，说是湖广有个举人姓何，在京师中会试，偶入酒肆，见一伙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饮酒。听他说话半文半俗，看他气质假斯文带些光棍腔。何举人另在一座，自斟自酌。
这些人见他独自一个寂寞，便来邀他同坐。何举人不辞，就便随和欢畅。这些人道是不做腔，肯入队，且又好相与，尽多快活。吃罢散去。隔了儿日，何举人在长安街过，只见一人醉卧路旁，衣帽多被尘土染污。仔细一看，却认得是前日酒肆里同吃酒的内中一人，也是何举人忠厚处，见他醉后狼藉不象样，走近身扶起他来。其人也有些醒了，张目一看，见是何举人扶他，把手拍一拍臂膊，哈哈笑道：“相公造化到了。”
就伸手袖中解出一条汗巾来，汗中结里裹着一个两指大的小封儿，对何举人道：“可拿到下处自看。”何举人不知其意，袖了到下处去。下处有好几位同会试的在那里，何举人也不道是什么机密勾当，不以为意，竟在众人面前拆开看时，乃是六个《四书》题目，八个经题目，共十四个。
同寓人见了，问道：“此自何来？”何举人把前日酒肆同饮，今日跌倒街上的话，说了一遍，道：“是这个人与我的，我也不知何来。”同寓人道：“这是光棍们假作此等哄人的，不要信他。”独有一个姓安的心里道：“便是假的何妨？我们落得做做熟也好。”就与何举人约了，每题各做一篇，又在书坊中寻刻的好文，参酌改定。后来入场，六个题目都在这里面的，二人多是预先做下的文字，皆得登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