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稍微沉吟便朗声道：“前些年，老夫去京城当铺当了些首饰，听那掌柜与我说了一题，好生有趣，今日便说与两位听听？“说完也不管两人答应不答应，自顾自的念了起来：” 今有贷人千钱，月息三十。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九日归之，问息几何？”
杨峥一听差点没笑出来，暗骂道：“你这个老不羞，弄了半天的玄虚，不过是弄了一道算术题，算术题倒也罢了，偏生还弄这般简单，也不怕这帮公子笑掉了大牙？”
但奇怪的是，场上众人无人嬉笑，场上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杨峥有些疑惑不解，心道：“不过是个大学士而已，出道题用不着这样吧？”斜眼看了一眼沈公子，见刚才还满脸自信满满的沈公子，这会儿却是皱眉不语，那模样仿佛遇到了什么十分为难的士气一样。
杨峥嘀咕了道：“不过是一道数学题而已，怎么都跟死了爹妈似的？”他哪里知道，这些平日里自命风流的才子、公子诗词歌赋，甚至琴棋书画，再厉害点的儒家典籍都能顺口背诵出来，却偏偏在算术上不怎么灵光，倒不是说他们没学过，中国传统的儒家教学理念，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也泛指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学科总称，这种学习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学科，包含政治、道德、爱国主义、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御是驾驭战车的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其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而逐步完善。“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和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及学科的程度而教育有所别。
“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当时，庶民子弟只给予“小艺”的教育，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过程。“六艺”服务于阶级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一直被沿用。
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兴太学，立五经博士，专以六艺设教。《论语》、《孝经》、《尔雅》则同附六艺略之后，数学还是文人必学的科目，汉朝的当权者也大力推荐，算术大有发展。
隋统一后，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十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科举正式诞生了，科考科目以多以传统策问。策问即出一些有关时事政务、经义等方面问题，由士子做答，这时候的科举的考试内容还比较少，数学并非主要科目，被文人重视的程度慢慢有所下降。
等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考试的科目也有所改变，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等到唐玄宗时，科举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数学渐渐不被科举的学子重视。
宋朝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科举的大力倡导之下，算术仍不被学子所重视。
等到朱元璋得了天下后，听从刘伯温等人的建议，以八股取仕，学子们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算数不再作为主要科目，虽说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
洪武二年又重行规定，计分礼、射、书、数四科，颁经史礼仪等书，要生员熟读精通，朔望又须学射于射圃，每日习书500字， 数学须通《九章算术》。
洪武三年，朱元璋指示“国子生及县学生员皆习射……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洪武二十三年，国子监修建了射圃，给监生分发了弓箭，供监生练武习射。孔庙、国子监西侧辟有空地，用作考核生员习射水平的射圃。此外，府学、县学也都修建了射圃。但数学慢慢退出了学子的视线，所学者也不过钦天监一般官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