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正好借着姜斌考上大学的机会，毛桃、李龙、周良几个要好的年轻后生，时不时的聚一聚，打扑克、喝小酒、聊姑娘，哪怕啥也不干，扯淡也能耗个半天。
元宵节前夜，姜斌约着几个伙伴又组了个“青春小酒局”，赶在开学前来一次最后的小聚。本来姜斌喝的已经有些微醺，困意袭来，可李龙刚听来的八卦还是让他来了兴趣……
退婚，对的，就是退婚。
这种只有在三流的小说中才能看到的老套桥段，就在姜斌的眼前活生生的上演。
退婚的主人公就是他们考上大学的四人组之一，赵东辉。要说他的事啊，还得铺垫一下背景。
1958年的时候，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自此，城乡二元经济体系正式形成。
农业户口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像老王头一家都是农民，早出晚归，辛辛苦苦一年，还得欠生产队钱；非农业户口就不一样，可以从事各种行业，不用下地，每个月却吃的起商品粮。
虽说工作不分贵贱，可是自古以来，下苦活天然低人一等，因此大家都期望着进城吃商品粮。可进城的指标控制严格，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当年的运动让知青赵东辉成了农民，可他一直想着进城。这次的高考，让他抓住了难得的机会，一战成功，考上了徐州师范。
自此，赵东辉的户口性质变了，农转非，有粮票吃了，一个月三十几斤的饭票，还能拿到计划油，出门能穿皮鞋了。
用他的话说，“自己的户口已经变了，再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嗯，不合适”。
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标准的陈世美，活该把他骂上热搜，让女权主义者揭露他丑恶的嘴脸。
可最难受的是，当赵东辉提出退婚的时候，女方丝毫没有反抗，认为理所应当，觉得确实配不上城市户口的他。
按当下的风俗，赵东辉的母亲通过媒人，把一副耳环从身上摘下来，放到对方手里，算是了了这件事情。
城市和农村，“人为的鸿沟”却变得理所当然，有一丝愚昧的可悲，让姜斌愈发期待在这桎梏之上炸开一道春雷。
要是没有“先见之明”，姜斌想着，放到自己身上，应该也会做赵东辉的选择吧。要知道，按当下的政策，下一代户口性质随母亲，外面的天那么大，没有人甘心自己的孩子再回到农村，重复自己过去的路。
小说中的退婚，退婚者愚昧而自大，被退婚者必定委屈而无奈，而姜斌看到确实平淡，平平淡淡那，没有一丝波澜，也许两个人都没有机会当面说一声分手，有缘又变得无缘。
也许是喝多的了，姜斌忽然笑起来，为自己的所思所想发笑，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变得文艺起来，文艺不应该是用来喂狗的嘛。
端起酒杯，来着满脸的红晕，高亢的喊道，“干，敬我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