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这场相争，原因就是夏浔昨夜与永乐皇帝提及的对辽东的变制改革。
夏浔已经赶到北京，献俘礼是宣扬国威的一件大事，而夏浔和朱棣就是这件大事的两个主角，他既然到了，群臣就该商议举行献俘礼，同时着归附各部头领朝谒天了，以示我朝威加海内，恩夷抚远之上朝威风。当然，期间少不得就封赏辽东将士一事也得公开宣告。
这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人员难得凑的这么齐，夏浔便又当众提起了辽东变革的事来。他是真有点只争朝夕的意思，也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民族感情，希望把辽东这个未来可以变成火药桶、大明掘墓人的所在，彻底改造成大明的坚固边墙。
夏浔第一件事提的依旧是升幕府专署为官衙，永乐随行官员和北京行在的大臣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听他讲了讲升格府衙的必要性，便大多表示了赞同。
即便是看着夏浔七个不顺八个不服的丘福，对此也无法表示反对。夏浔治理辽东，不只有战功，还有文治，这就是文治卓著的一种表现了。前天他们在皇上面前还大肆吹捧夏浔治理辽东如何出色，这时出言反对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再者说，整个辽东，地域不小啊，这么大的地方，一旦由幕府专署升级成官衙，将有大量的职位空缺，辽东没有这么多人才，朝廷也不允许这么多官员就地选拔，那样的话，势必得从关内选任大批官员去充实这些有司衙门，谁没有门生故旧、族亲子侄？说不定自己就能得一两个职位，安置自己的亲友，反对这件事，无异是断人前程。
何况，设立官府可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这些大臣们不管彼此政见如何，是否有私人恩怨，在这一个目标上还是统一的，他们也希望大明能加强对辽东的控制，减少来自北方的祸患，所以这件事几乎获得了一致通过。
可是一说到对归附部落的安置，众文武的意见就迥然不同了。
丘福首先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让归附的胡人部落与汉民杂居相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他看来，胡人风气剽悍，好勇斗狠，与汉人杂居，家长里短的，难免要生出一些事端，而胡人习惯于族群聚居、互相扶助，一有事情就举族出动向人讨公道，那样的话一人之事就会迅速变成一家之事，进而变成一族之事，造成极大动荡。
夏浔却认为，辽东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汉人和少数民族已经形成了一种密切合作关系，双方也习惯了由司法署和司商署来协商解决争端，故而司法权基本上已经由部落长那里收归到了专署衙门，虽然目前这只是在社会治安和经营贸易方面的管理，却已是一个良好的过渡。
地方官府的建立，可以顺利扩大司法权利，至少偶发事件，有辽东军队的存在，也足以保障对事态的控制，有问题是暂时的，利益却是长远的，如果不进行这种变革，归附部落始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力，现在朝廷是省了不少心思，可遗留给子孙的，却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的大祸患。
辽东目前还有少数独立掌握着司法权的部落，那都是没有参予到辽东工商经营的、在偏远山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小部落。而这一点在中原也不例外，一些居住在僻远山区或者与大城大阜交通不便利的乡村的汉人，主导村镇秩序的主要力量何尝不是族宗长老们？这一点并不要紧。
此外，两个人也就免除强制婚嫁、免除更汉名着汉服等岐视性强制政策，以及胡人作官的各项待遇方面相持不下，两个人据理力争，丘福所主张的，其实更利于眼下的安定和平稳，但是从以往归附的部落多有发生叛离和争端来看，夏浔的融合之策才是一劳永逸的法子。
行在参政陈寿泰然一笑，捻着胡须，摇头晃脑地道：“皇上，臣以为，淇国公所言，才是老成谋国之见。外夷异类，终非我族，不可以国人待之。唐玄宗厚爱胡人，结果安史之乱，几乎丧亡唐室；宋徽宗与金国缔盟，结果辽国灭亡之日，金人兵锋便指向中原。厚待夷狄，视如自己，不啻与虎谋皮呀！”
夏浔昨夜与娇妻几番**，阴阳调和，如今是神清气爽，听他反驳，一点火气都不生，气定神闲地道：“陈大人此言差矣。唐初对外用兵，胜多败少，奠定了大唐的霸气威风，而这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其中不乏异族，所用兵马，更有不少乃是胡兵。凌烟阁中二十四人，试数数胡人占了几何？
唐之藩镇政策，才是国之大患。朝廷疲弱之际，藩镇将领遂起异心而已，其弊在于放权太重，其因在于人之贪欲，而非出于胡汉之争。自古以来，哪个朝代没有叛将逆臣？其中又有几个是胡人？纵然是同族的大将，见朝廷势弱，遂起野心者不知凡己。自三皇五帝到如今，你何必单单挑出一个安禄山来说事儿？”
陈寿的手僵在胡须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夏浔道：“现在的政策，轻松、简单，无需多费心神，于长远看，却是朝廷心腹之患。纵然一时有些难处，我们这一世人不去做，将来留给后人的就是不可收拾的一个烂摊子，诸位大人读圣人书，但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变革就是关乎我大明气运、万世太平的事了，如何不肯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