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抚台衙门，李自成趁夜召见了杨肇基，与梅之焕相比，说服杨肇基归降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口舌。
杨肇基与梅之焕不同，他并非举人出身，而是出身于武举，也就是说，他是纯粹的武将，并不像梅之焕那样，有仕林这块身份上的遮羞布。
士农工商兵，在大明的政治等级中，仕林排在榜首，而武将与士兵一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武将也有品级，但这些品级只是武将之间的比较，与文官的品级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一品武将，只要身上没有公、伯、候等爵位，见了七品文官，也要像普通百姓那样下跪行礼。
大明的文官，是耻于和武将为伍、为亲的，如果赶上战事，功劳尽着文官，最多从指甲缝里漏出一些留给指挥作战的武将，而所有的黑锅，自然是由武将来背，谁让他们出生不同呢？
甘州被攻破，杨肇基已经没有了选择，朝廷要是追求起来，黑锅毫无意外将由他来背，战事不利，完全是武将的责任，何况他现在还是战俘的身份。
即便将来朝廷收复甘州，甘州还是那个甘州，但易主的事实，却是无法更改，朝廷脸面丢尽，杨肇基还是免不了革职查办的命运。
严厉的军律，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就强军，也能让兵败的将领断却归路。
大汉时代，为了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军律不可谓不严，这的确造就一个个名垂青史的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利……
但深受汉武大帝信任的国舅爷、海西候李广利，最终落得投降匈奴的悲情命运，远征大宛等半辈子的功绩，就此付诸东流。
何也？根源就在于严厉的军律。
在李广利最后一次远征漠北匈奴王庭时，恰好家中发生变故，所有眷属被汉武大帝逮捕入狱，李广利为了立功赎罪，不顾士族疲劳，强行横扫漠北，致使兵败。
世间本来就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按照当时的汉律，李广利一旦回到长安，不但家人不能释放，等待他的，也将是身陷囹圄。
无奈之下，李广利投降了匈奴，十万汉军精锐，全部化作异族的力量，汉武大帝时代从此丧失了进攻漠北匈奴的能力。
大明的军律同样严厉，到了万历年间以后，更是严厉到了畸形的地步，仅仅一个辽东，因为战败而自杀、被朝廷诛杀的总兵官，就超过十名，超过同时代大明总兵官的一半。<>
当然，在这些事件中，各路言官们也是功不可没。
这些苍蝇似的的言官们，每每要在自己不熟悉的军国大事上刷刷存在感，他们弹劾的对象，便是那些军功被文官冒领、失误与过错被无限放大的武将们，朝廷为防武将坐大，亦是以此做为牵制，实际上就是推波助澜。
被言官弹劾，几乎是所有武将的最终命运。
到了万历年间，武将被弹劾，往往还加入因为党争的因素。如果武将隶属于某一利益集团，必会被另一集团的言官用放大镜过滤一番，即便你小心翼翼、矾水洗后再过一次清水，这也难不倒言官们，“大明不以言获罪”，“风闻言事”是言官们的特权，而且不用承担任何政治后果。
即便你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中间派，对不起，所有的言官都会向你要政绩，你没有人脉、没有背#景，不弹劾你弹劾谁？难道要弹劾自己人？
所以甘州城外兵败的当时，杨肇基急得抹脖子，也不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更有可能是他的第一反应。
现在李自成给了他一丝机会，至少是苟延残喘的机会，杨肇基如何不感恩戴德？
即使李自成开恩，释放了他，丢失甘州的责任，完全压在他的身上，他还能回到京师吗？回去京师是什么后果，用下面的脑袋也可以想象得出。
陕西盗贼的势力越来越大，卫所士兵、军官多有参与，实际上与杨肇基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旦兵败，如果不加入盗贼一伙，就等着被朝廷下狱，被言官攻击，军官们已经没法考虑这些盗贼的前途了，至少他们还能逍遥几日。
如果说梅之焕投降西宁军，是被西宁军惊吓的，是被李自成说服的，那杨肇基投靠西宁军，则是由于朝廷严厉的军律和言官们疯狗似的奏折，拱手将他推向西宁军。
李自成想起当日穿行于大斗拔谷时的一个问题，“杨大人，大斗拔谷如此险要，为何不筑城立关？如果早有准备，西宁军恐怕不会轻易破了甘州，至少不会在毫不知情地被西宁军攻至甘州城下。”
“大人有所不知，”杨肇基的身份转变很快，对李自成行了上官的礼仪，“大斗拔谷南北，分别是西宁卫与甘州卫，此两地均为大明的卫所，若是在谷中修筑关城，迟早被言官弹劾，有拥兵自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