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王芳端上饭菜，笑着说：“你们爷俩就这样干坐着，也不说说话？好像仇人一样。”又埋怨丈夫说：“斌斌事多，公司里忙，好不容易才回一趟家，你当爸的也不跟他说说话，真是的。”
对于自己的丈夫范有民，王芳说不上有啥感情。当年，自己的父亲王宽因为在宁夏王马鸿逵的部队里当过几天管后勤的所谓军官，也被理所当然地定为“四类分子”，全家人可没少受别人的白眼欺负。
1949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9兵团的摧枯拉朽攻势下，统治宁夏长达十七年之久的马鸿逵及其次子马敦静见大势不妙，临阵携带家眷仓皇外逃后，银川随即和平解放。
当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塞北高原古城上空的那天深夜，趁着混乱之际，生性机警的王宽脱下军服，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便衣，连夜逃回老家大安县城。不久，利用自己平日里积攒的钱，开了一家杂货店，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王宽之所以能够在马鸿逵的部队里当上负责后勤的小军官，全靠叔叔王守禄的提携。那次，重金雇用范正坤，将一批上等的皮货押运到银川，送给宁夏王马鸿逵，作为其生日礼物。由此，王守禄得到了马鸿逵的赏识，也开始了在大安县飞黄腾达的日子。
尽管嫁给范有民已经快五十年了，但当初的情景，王芳依旧记得很清楚。在她十七岁那年，一个大雨过后的晚上，月光很惨淡。王守禄悄悄来找自己的父亲王宽。两人在黑灯瞎火的屋子里，叽叽咕咕地说了半夜话。走的时候，王守禄豪爽的大笑声，惊醒了刚刚入睡的王芳。
直到次日，她才知道，父亲昨晚将自己许配给了王守禄的外孙子范有民，而其母亲王兰，正是自己不出五服的堂姑姑。她没有见过范有民，但父亲很坚定地说，范家以前是黄河两岸的大户人家，后人也不会差到哪里。
婚后，见范有民弟兄很多，家里很穷，但是，丈夫范有民在生产队劳动之余，还经常半夜三更地外出，偷偷倒腾一些废铜烂铁之类的，极力挣钱养家，王芳也就和当时的很多农村妇女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死心塌地过起了这种穷苦小日子。
八十年代初期，范有民因为倒腾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被上面定为“投机倒把”分子，还判了两年有期徒刑。在丈夫服刑的那段日子里，王芳硬是凭着祖先古羌人的那股倔强劲儿，独自拉扯儿女，硬挺了过来。
现在，说起这些成年往事，很多年轻人不仅不相信，还有人认为纯粹是白日笑话，无稽之谈。范学华摸着她的额头，甚至说，奶奶，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
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过来人，才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而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当做故事听一听，甚至，还有人不愿意听。因为，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很荒唐，荒唐的没人相信。
此刻，见父亲依旧抽着烟，望着远方，不说一句话，范文斌急忙说：“妈，我回来也没有啥事情，只是想看看你和我爸。”紧接着，吃了一口菜，用赞叹的语气说：“妈，你做的菜真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