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
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wing）。
容闳，18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xing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gé'ming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863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曾国藩。他多次游说这位当时清廷中最有权势同时也最有远见的人物来实施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
1870年，曾国藩终于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一年之后，曾国藩去世。留学生的派遣成为他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项业绩。
当年整个留学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30名12岁到15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四年共120名，留学期限为15年。15年后，每年分30名回国。
容闳被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他负责招选了第一批幼童。当时，出洋留学如同探险，生死难料。报名的人远不如今天这样踊跃，招生颇为不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来自广东。而幼童的家长还必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
1872年8月11日，30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个容闳几乎完全凭着个人的努力创造出的“历史的奇迹”。
当那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许多美国人误把他们当成了女孩子，常常会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大叫：“看，中国女该！”，弄得那些中国幼童们很不好意思。
但是，这些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住的中国男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在容闳和翰林出身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之间引起激烈争执。容闳同情幼童们，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结果；而陈兰彬则指责容闳在偏袒纵容，他绝对无法容忍幼童们的那些“自由化”的变化。在他看来，孩子们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种悖逆。
容陈之争执反映出了两人留学观念上的根本冲突。容闳认为“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陈兰彬则把幼童们的变化视为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他认为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陈兰彬的担忧不是一点没有根据，但这只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担忧。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xing。
1875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人名叫吴嘉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