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会出现各种运动和清查呢，除了要保持我党和我党领导的军队的纯洁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的，就是以前俺说过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每次运动来了，那些山头和宗派一般不会被波及呢？而又是那些宗派和山头是运动一来头一个就被揪出来审查的呢？咱们就看看资料里是怎么说的。
细心的人会发现，当年从一线战斗部队优先被调进一分区机关的，是那些来自延安的抗大学生。
在看重学历的今天，你是否从一个名牌大学毕业，对你的未来有很大的影响。抗战期间，你是否从延安的抗大出来，对你的信任、使用和提拔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就像国民党军队中的“天子门生”的黄埔毕业生，在那些杂牌军官面前的腰板格外硬朗。有着延安抗大生身份的干部，在晋察冀不同样也是如此吗？
所以，抗大是不是好学历且不说，但绝对是个好出身。比如从战斗部队向机关选拔干部，抗大出来的干部基本上是每选必中。你笨不笨？会不会打仗？是否锻炼好了？都在其次。关键是看你是不是朴实，是不是能与工农干部及战士们打成一片。如果你做作，给人以油腔滑调的感觉，那你就完了，战场上都不会有人帮你。没有人帮你，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拼死相救，你在战场上生存的几率是很低的。
有一位一分区老干部回忆，他说一分区的机关和部队，很多当参谋干事连长指导员的。几乎都是从抗大分配来的或是一分区教导队出来的。
抗大分配来的不用说了。所谓一分区教导队出来的。教导队只起一个组织作用，担任讲课的常规教官，就是教导队前后两任队长晨光、马青山，以及被称作“训练科”的李青川、杨浩这几个人。这些人中间，只有晨光、李青川是科班出身，但也是杂牌军的军校，一个在东北军讲武堂，另一个在阎锡山军校。
杨浩在抗战时期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王栋，另一个是李振军，就分别是教导队和抗大出来的两个代表。教导队出来的能打仗，王栋虽然是连指导员，但指挥打仗一点不差。李振军就差了许多，1942年在冀中鬼子的五一大扫荡中，因为军事技术差了点，最后只能束手就擒，成为俘虏。
王栋和李振军相同的地方，两个人都极有头脑。对任何问题从不盲从，有自己的看法。在一分区干部、特别是抗战干部对杨成武的一片崇拜声中。两个人始终对杨成武有一定看法。当然是在使用干部方面的。
实际上，王栋、李振军、杨浩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一分区干部的三个不同来源和组成部分。王栋是“自己培养的”，虽然“土”，但是放心。李振军是延安抗大出来的，自然最为走红。杨浩代表的是杨成武所说的“游杂”干部出身，没有受过共产党任何方面的教育和系统培养。
在杨浩之上，“游杂”干部的典型代表是李青川和宋学飞。宋学飞和晨光一样，也是东北军讲武堂出身，只是没进过抗大，也没在延安工作过。“游杂”干部有个特点，共产党一有政治运动，首先拿这些人做文章。而且巧合的是，李青川、杨浩、宋学飞，分别在1938年、1939年、1940年都险些被“整肃”杀掉。
1938年7月一分区保卫部门收拾过去的“黑马队”骨干，作为老大的一分区二团团长王天存消息灵通，闻讯跑了；老二是时任二团参谋长段如山，被保卫部门悄悄埋了；只剩下一个老三李青川，保卫部门准备处置他时，杨成武说了好话，捡一条命，从此李青川百依百顺的效忠杨成武。
杨浩1939年初被拘押，严刑拷打，不是杨成武说话，也完了。1940年初赵玉昆跑，赵玉昆参谋长宋学飞被怀疑，绑他的绳子和人都埋伏好了，结果王道邦拼命说好话，杨成武决策，放了宋学飞，继续观察使用。
晨光跟宋学飞一样，东北军讲武堂出身，在抗大学习过，又在延安的陕北公学教军事，以后到了一分区，在一分区没挪窝工作了五年。1939年10月，一分区部队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晨光来到一分区，被任命为教导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