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棒子这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由于洪梅没在跟前，行署的工作他也分担着，这才发现行署根据去年从晋察冀边区下发的文件精神，派出了十多支工作队，少的三五人，多的十来人，深入到山区的村庄里搞土地改革去了。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事，自打37年八路军来到这晋察冀，就试点性的搞了一些农村的土地改革，但主要还是为了同农村的各个阶层都搞好关系，能站住脚征上粮食来。
但杨棒子发现行署里留下的关于这次土地改革的一些文件，不大对劲呢，文件里出现了要依靠广大的贫农和贫雇农，重新划分农村土地的所有形式这样的词句，这么一细琢磨，坏了！这是要把地主的土地给分掉啊！
结果还真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有几个村打死了人，有地主和富农对工作队的工作方式不满，反对无偿分掉自己的土地，被工作队打死。还有的村由工作队成立的农会也出现了私刑逼死地主和富农的事情。
其实，两年前就试过一次的晋察冀土改开始，杨棒子最初和许多人一样，都想不通：解放区根据地，就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的老窝，一直在我党领导下。既然那些地主和富农和村干部们一直在你的领导下，为你捐钱捐物，响应你减租减息，支持你抗日打鬼子，那么在土改运动中，你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直接分给农民。
你用暴力手段对付那些抗战期间曾经当过汉奸、依附于日寇政权的地富分子。尚说得过去。对付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土豪劣绅。完全合适。可你为什么还要用暴力的手段。用吊打、批斗、侮辱、关押、甚至杀害的手段，对付那些曾经积极依附于你，子女也在你的队伍中患难与共的地富分子。从道理上、人情上都说不过去。你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就为了地主家里比普通农民多的那几斗粮食吗？
这也是土改运动开始后，许多参加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当年，我党在发动土改运动的同时，在革命队伍中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其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土改运动的认识问题。
其实。细究起来，这有点逻辑学上偷换概念的问题。人家并不是对你发动的土改运动有不同看法，任何人，只要稍有社会进步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头脑，都会积极支持你发动土改运动。
人家有看法的，是你在土改运动中主张对一切地富人员施加暴力手段的问题。是对你的随意打人、杀人、关押看不过去。你有意歪曲了这一点，凡对此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手段有看法者，便是反对土改，反对我党政策，要受到组织处理。
没有人反对土改。他们反对的只是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手段。或者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们反对的，只是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
因为。当年我党提出的对地主富农残酷斗争方式的土改政策，严重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
中国数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农村，其代表人就是地主阶级。像任何群体中都有坏人一样，地主阶级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群体，是由各种具体的人组成的。地主中也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
其中相当多数的地主，受到中国上千年来传统礼仪文化的影响，“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都受着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儒家教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和道德文化的载体。每当国破、民族危亡受难之际，地主阶级并不能独善其身得以幸免，他们也会像整个中华民族一样成为受难者中的一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党出于夺取全国政权和掌握全国政权的需要，在文学上塑造了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这些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这种“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文学创造，只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恶霸地主不是没有，但是极其少见的。
那时候，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世代农耕的“土财主”，他们家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因为在大部分文盲的中国农村中有文化，有更多的经济谋生手段，所以累积下来的土地财产会多一些，生活过的比一般贫穷的农民要好一些。
上千年来，由于家传或家学渊源，这些地主们的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文化基础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道德素质也较高的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地主讲忠孝廉洁、礼仪廉耻，他们怜贫恤老、济困扶危、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他们维护乡里、热心公益、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他们救灾赈灾，办粥场，免费供穷人吃；逢外敌入侵，他们甚至会宁为玉碎、举家兴兵，以气节自律终身而无退悔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