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得好了，穿得暖了，机关干部也多了，在很长时间里，洪梅和老冯他们都纳闷呢，原先那个开会就爱打瞌睡，一听报告就头疼的杨棒子，变了！大变样！42年的漫长的冬季里，在十一分区，杨棒子的爱开会和爱说话，真是有了名的啦！
十一分区这段时间里的许多会议，不管几百人的大会还是几个人的小会，杨棒子经常是既当会议的召集人，又当会议的主持人，当然还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众所周知，每一次会议的末了，最后那个做总结的人还会是他。
战争年代，根据地老百姓传言：共产党会多。这是有了名的。十一分区开大会，不管是军人大会还是军民大会，会场上总是乱糟糟的。战争年代，大家平时不常见面，分散在各个部队，好不容易见面一次，还不要抓住机会好好问问谁不在了？谁又为什么没来？
十一分区机关驻扎在川口镇的时候，每逢开军民大会，会后照例的传统就是由分区的剧社上台演出，都是些宣传抗日的，军民团结的话剧啊，演唱啊，快板啊啥的，冬日漫长，一般都是四五个节目一个多小时。
所以每逢召开军民大会，川口镇周边的村庄，哪怕几里、十来里地远，老百姓都要成群结伙赶到这来来参加大会。当年，那些深夜中无数灯笼（照明用的火绳）从四面八方向川口镇汇集的场景，令许多十一分区老兵终生难忘。
会场上，老爷们比较矜持。坐在会场的周围。叼着呛人的旱烟袋不张口；而老娘们都比较开放。挤坐在会场的最中央。那些手拿着鞋底子参加大会的农村妇女们，更是一边干着手中的活、一边叽叽喳喳没有个完。但只要杨棒子一站起来，准备说话，大家都立即闭嘴，静听杨司令讲话。
只要杨司令开口讲话，不是高瞻远瞩，就是引经据典，俏皮话里还夹杂着从洪梅和老冯、高政委那现学来的学问。干部、战士、老百姓都很爱听。很长时间里，无论干部战士还有老乡们，相互说话都不由自主引用着杨司令的“语录”。
除了爱开会爱讲话，杨棒子还添了一个毛病。平时，没有鬼子扫荡，又没有仗可打的时候，杨成武喜欢在分区各科室乱串，找人聊天。他去得最多的，当然是宣传科。用杨棒子自己的话说：宣传科的秀才多，在秀才堆里混混。也能使自己沾上不少的书卷气。而爱去队训科串门可就是打着小算盘的。
42年组建各科室的时候，当十一分区各科室普遍还是红军干部当科长的时候。只有两个科是抗战干部当科长。一个是宣传科，前后的几任科长都是抗战干部，几乎全部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学生。另一个科就是训练科，科长是那个国军上尉，从设立到最后撤消这个科室，始终只有这一个科长。
1940年底，晋察冀军区系统曾设“训练科”作为训练部队的专职机构。“训练科”全称“作战训练科”，在司令部科室排序上，也称作“作战二科”（一科是作战科）。
但也有人称训练科为“司令部教育科”的。训练科的前身，是当时国民党部队普遍设置的“队训科”，即“部队训练科”。1942年以后，晋察冀实行“精兵简政”，作战训练科合并到作战科内。1944年晋察冀军区设四个二级军区后，作战科与作战训练科的合并科被称作“作战教育科”。1946年晋察冀军区机构整编，“作战教育科”不复存在，恢复“作战科”与“队训科”两个科室。
国军小上尉在下部队前，还就是在国军的队训科里干过半年多的，对这套业务熟悉，杨棒子就把他提拔上来了，也是有心的培养他，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出了成绩，就能介绍入党啥的。
十一分区作战训练科，原来并没有这个机构，杨棒子在军营镇一战和后面的几次战斗中，都吃足了没有像样地成系统的部队的苦头之后，1942年冬组建机关的时候，头一批就把训练科建立起来的。
训练科最初的名字叫“队训科”，是由分区司令部“队训股”升级的，出自晋察冀军区的统一部署，跟晋察冀军区的队训科业务接口。杨棒子对这个安排比较随意，有时称“训练科”为“教育科”，说道理都是一样的。以后解放军的各野战军主力部队，至少到解放初期的1950年开始，在各军的师一级的机构中还普遍要求都设有“队训科”这个机构。队训科的科长及参谋由接受过军校（包括国民党军校）训练或熟悉这方面的军事干部来担任。
当时，或者在后来，因为还有人干脆称训练科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司令部系统的“教育科”，断言历史上从未设置过“训练科”这个机构，这是个记忆误区。因为政治部系统当时已经有了“教育科”的设置，不会在司令部下面再设一个“教育科”。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改革体制，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在这四个二级军区中的司令部系统，设置的第一科就是“作战教育科”。
毫无疑问，这个44年底成立的“作战教育科”，确实涵盖了过去作战科和作战训练科的基本职能和任务。所以很自然，有的人是误将后来的“作战教育科”当成了抗战期间的作战训练科了。
当时的理解，晋察冀要求各军分区训练科的成立，只是标志着将八路军从一个农民的军队逐步训练成一个正规合格军队的开始。因为当年训练的主要目标还不是士兵，而是连排基层干部。以后，一分区又增加了将那些从学生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干部训练成有一定军事知识的基层干部。不致一到了战场上就很快送掉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