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扑学里有个概念叫做“蝴蝶效应”，即连锁反应。“蝴蝶效应”在现实中几乎无所不在，比如这次的“张闿事件”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造成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由于“张闿事件”，陶谦得罪了曹操，被迫破财消灾的他虽然避免了兵灾和割地，但却要向曹操赔偿数额庞大的钱粮财帛，如此，徐州六郡的老百姓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陶谦可以说是一个老好人、老实人，他的优点是明显的，宽仁温厚，但缺点也是明显的，慈软暗弱，并且不善识人、用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闿，如此一个贼心不死、贼性不改的贼子，却被他给予信任和重用，由此可见他的“老眼昏花”。在陶谦的治下，有人被他用得很好很成功，比如下邳国人陈登，此人文武双全、学识渊博、智谋过人，陶谦用他主管徐州农业，使得徐州农业生产得到很好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丰收、百姓富足，州内从未发生饥荒，有人被他用得堪称败笔臭棋，比如他的同乡人笮融，此人性格贪婪而残暴，陶谦却用他担任下邳国的国相，还主管下邳、彭城、广陵三郡（国）的运粮事务，他趁机中饱私囊，侵吞了大量的钱粮物资，同时，此人笃信佛教，滥用民脂民膏修建豪华佛寺，铸造金铜大佛，招纳教众信徒数以万计，其排场之奢华、场面之宏广、气势之雄伟、耗费之巨大都是举世无双的。
毫无疑问，笮融这种硕鼠浪费了徐州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另外，徐州由于从黄巾起义开始，全州局势就比较平稳，没有被大规模的战火所波及（只是偶尔地有黄巾军余党窜入境内作乱），因此，当地的豪强势力没有受到战乱的冲击和打击，始终都是根深蒂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位居全国前几大豪门之一的麋家，麋家的财力不逊于甄家。如此可以得知，在徐州境内，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豪强。既有这么多的豪强，自然而然，社会财富大部分都被这些豪强给占有了。
一方面，徐州有笮融这种人铺张浪费财富，另一方面，徐州又有众多豪强霸占大部分的财富。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陶谦想要向曹操赔偿那么多的钱粮财帛，徐州的老百姓自然就要受苦了，毕竟，陶谦不太敢跟豪强们索要钱粮财帛，只得加大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赋税，从而使得徐州境内逐渐地民怨四起，最终激起了一场场民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陶谦对徐州军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军，他此举出自三个原因：第一，他得到了孔明的承诺，认为“徐州以后若有什么兵灾，可向青鲁求援”，自然而然，徐州军自身就没必要保持现有的这么多兵力了；第二，徐州欠下曹操巨额的钱粮，裁军可以节约开支，减轻民众负担；第三，“张闿事件”让陶谦对徐州军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尤其那些投诚的原黄巾军头目，被他彻底地不信任了。
陶谦裁减徐州军的本意虽然是好的，但却可以说是一记昏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被他裁撤的徐州军将兵一下子没了饭碗，特别是那些投诚的原黄巾军成员，要么落草为寇、啸聚山林，要么揭竿而起、攻城略地，致使徐州境内治安大乱，徐州军本就战力不高，又被裁减，从而愈发地无力镇压。
次年（西元192年）四月份，下邳国人阙宣发动暴乱，聚集被裁撤的徐州军士卒、抗议苛捐杂税的平民达万人，攻占三个县城。陶谦派遣部将曹豹、曹宏前去镇压，打了一个多月，耗费了大批钱粮，不但没有取得成功，贼势反而越来越大。
就在陶谦被这个内忧搞得焦头烂额时，更严重的外患也出现了，一时间，徐州内忧外患。
徐州的外患来自徐州西南边的袁术。
袁术此时已经坐拥豫州南部和东部、扬州北部和中部，割据两淮（相当于后世的安徽省、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江西省北部），实力日增，势力日盛，愈发胃口大开的他积极地想要开拓更多的地盘，然而，北边的曹操、南边的刘表，都不是好对付的，东南边的扬州牧刘繇虽然不敌他，但继续打刘繇的话，没什么油水，因为继续打刘繇，获得的新地盘相当于后世的浙江省中部和南部、江西省中部和南部、福建省，以上地区跟后世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没什么区别，虽然地方很大，但尽是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蛮夷作乱、瘴气弥漫、野兽横生，根本就处于未开发状态，食之无肉，弃之不可惜，换而言之，刘繇的扬州的富庶之处都已经被他霸占了，只剩下穷山恶水了，刘繇也已经被他赶进了穷山恶水里，没必要打了。既然不能向曹操的地盘、刘表的地盘、刘繇剩余的穷山恶水地盘进行开疆拓土，袁术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边的陶谦的地盘，即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