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唐元贞四年科举京试之后，乡试，道试改为每年一次。
道试拔选出来的士子为举人，这个时候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已经具备了入仕的资格。
也就是说举人不管为幕还是选择入仕，都会比别人有竞争力，差不多就和后来拿着文凭求职一样。
举人算是大学毕业，乡试出来的秀才就相当于专科生，朝廷用人的时候自然会择优录取。
当然了，科举才进行了几年，京试才只一次，科举选上来的这点人还远远补充不了朝廷每年缺职。
所以说朝廷录用人才上面依旧保持着很大的弹性，有人借此又提出了举孝廉的事情。
这个李破没多大兴趣，孝廉是汉代察举制度的产物。
取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之意。
可当时门阀世族垄断了上层建筑的情况之下，便为一些人的来往钻营提供了机会，互相吹捧举荐，弄虚作假的事情层出不穷。
所以当时便有童谣讥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前隋时也曾举孝廉，作为科举的补充，效果不大，多数是为正风气而行，配合的是文皇帝杨坚施行的复有汉礼政策。
最有名的就是张清丰，开店卖烧饼的，以孝行闻于乡里，举为孝廉之后，人家以要侍奉双亲为由，没有出仕。
其实纯属扯淡，一个卖烧饼的来当官，你让他去干什么？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了脑袋，不过当世就喜欢这样的调调儿，属于立典型的范畴，弘扬孝道，廉洁。
因为这符合儒家以德行治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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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堪堪已经走上了正轨，方向上也已明晰了起来，察举和科举并行。
不论是李破还是朝臣们都很清楚，这种情况在十年二十年之内是不会有大的变化了，有些人甚至在想，前隋之时，大家抵制科举真的没什么必要。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科举选才大多选出来的多数还是世族中人，借此还能给寒门留下些机会，能够极大的缓和社会矛盾，何乐而不为呢？
当年那些人红了眼睛一样抵制科举，一来是科举确实触及了世族的根本利益，有摇动他们的根基的迹象。
二来大家反抗的其实不是科举本身，而是像宇文，独孤等这些鲜卑世族抗拒被汉家同化所做出的最后的挣扎。
三来就是统一了天下的关西世族，以及刚刚被关西人统一了的北齐，南陈，南梁残余势力，都对前隋皇权有着戒备之心。
有的怕杨坚卸磨杀驴，有的则怕皇帝秋后算账，于是下意识的在朝廷大政上跟杨坚唱反调所致。
再有就是一些顽固势力，觉着九品中正制挺好，极力阻碍新政的施行。
所以说科举应试的第一次全国性试点最终以失败告终，是有着复杂至极的政治背景的。
到了唐初这些年，很多阻碍都不见了，加上隋末战乱太过惨烈，民心思安，科举选才才能颇为顺当的办下来。
这就是所谓的大势所趋。
实际上，此时推行科举的人物虽然换了一批，可本质上和前隋并无不同，还是上层精英们做出的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时节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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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举行的科举进行的波澜不惊，今年估计也应该差不多，重要的节点还是在明年的京试上面。
上一次朝廷摆出了姿态，又是文会激辩，又是杏林宴，还有殿试，着实把科举的声势操弄的不小。
明年有了前例可循，制度上也比上次完善的多，想来长安又是一番盛况，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从中作祟，泄露点考题什么的。
李破对此很是期待，一想到这事，他耳边就好像能听到有人在说，五品下官职任选，真是好大的狗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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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尚书云定兴上书了，皇陵选址已定，开始进入到了制作图纸的阶段。
这对唐初的工程技艺是个考验，因为皇陵选在了渭水之阳，泾水之阴，那里山峦起伏，丘陵遍布，地质环境很是复杂。
这和历朝历代的皇陵都不一样，眼瞅着就是要建个山陵出来。
因为风水之说在南北朝时便已完善，堪舆的“专家”们对这个地方都赞叹有加，也就是说那里是快了不得的福地，可保贵人们不受打扰，子孙繁茂，社稷绵延长久。
其实多数都是神神鬼鬼那一套，实际点的就是那里很少会发生地震，水灾，干旱等自然灾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