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士信和刘敬升尽都大怒，油滑的官吏向来就是军人的对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儿。
当然了，这年头也没什么太过纯粹的军人和官僚，他们的界限并不分明。
而上党这个地方和云内其实很相似，都比较封闭偏僻的所在，云内好出军阀，上党也差不多，自古以来便是出悍匪的地界。
越是封闭的地方，地方宗族势力就会越顽固。
在隋末乱世，上党郡比匪患更严重的其实是这里的地方大族们的强烈的**自保意识，他们大多以为，任你外间变幻来去，我自岿然不动。
是忠于大隋，还是忠于李唐，或者臣服于你李破，都是我自家的事情。
这样的保守观念，与如今纷乱的天下大势产生着必然的冲突，却又有着奇异的契合。
怎么说呢，上党的人们渡过乱世的法子可不算高明，他们深受匪患的困扰，却又倔强的不想向强者低头，而他们又缺少争霸天下必备的资质。
这么一来，他们悲催的下场其实已经是注定了的。
已差不多将晋地看做了囊中之物，却又必须面对强大的外敌的李破，绝对不会容许有这样一群人存在。
当上党的贵族们还在为自身那点可怜的“自主权”努力挣扎的时候，罗士信和刘敬升恼火儿的商量了一下，却也无奈的发现，惩治不臣的时间恐怕要延后了。
九月间的天气已不适合用兵，还有就是他们也必须在十月之前赶回到临汾郡或者绛郡去，因为不光人要吃饭，马也要吃草。
潞城这样的地方绝对不适合大量骑兵驻扎。
两人都是久经战阵之人，不会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所以他们没怎么犹豫，就率兵恨恨的离开了潞城。
在离开之前，罗士信本有心尽屠降俘，因为这些人肯定带不回去了，可他也怕杀戮太过，回去之后不好交代。
大家都知道，自代州起兵以来，他们的总管大人从不曾做过无谓的杀戮，在并代两州的名声是越来越好。
军将士卒们也很心安，军中军纪向来宽严有度，斩头的军纪是越来越少了。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用到这里倒是很合适，军将们在杀人之前就都会掂量一下，很多人就此逃过一劫不说，军中残留自隋军的严刑酷法也渐渐不见了踪影。
在大多数时候，削人军籍，流放于代北就是军中斩刑之下最重的刑罚了。
这种潜移默化，再辅以军律改革之下，军人们的荣誉感，以及凝聚力自然而然便更进了一步。
当然，这其中的弊端也很难说，仁慈在这年头总能和军纪涣散联系在一起，犯错的成本逐渐降低之下，很难说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些副作用。
不过在潞城之事上，作用很明显的体现了出来。
罗士信和刘敬升脸面无光之下，都很恼火，却还能抑住杀气，没有将怒火发泄出来，顺手将几万潞城乱军屠戮一空。
两个人略一商量，留下了五百兵马镇守潞城，顺便看押降俘，大军随即西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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