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未济在看到那位群演的第一时刻就确认了一件事情，无论是在什么世界，撞脸这回事儿是永远存在的。
看着那个群演的脸，苏未济忍不住感觉人生之惊奇。
他看着这位撞脸怪道：
“伴随着这些需要的，是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几重光环加身或获得某种形式的显赫。为这类目的而进行的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向权力的，尤其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成功和威望只会增强权力。但这些奋斗也使患者主观上获得一种力量的感觉，因为在自身以外他发现了对自己的肯定、赞美以及高人一等的事实。在这儿，也像在屈从型里一样，重心不落在自身而是自身以外，只是病人所要求的肯定在种类上不同。事实上，屈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所需要的肯定，都是徒劳无益的。当人们奇怪为什么自己取得了成功还是感到不安全时，这只能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常识。既然他们有这种疑惑感，这就表明成功和威望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靠小聪明压倒他人，使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需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患者对待任何局面或关系时所持的立场是：“我从中得到什么？”不论是钱的问题还是与声誉、接触或是一个主意有关的问题，他都要这样想。患者本人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确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比别人做得更周全。他养成的性格几乎刚好是屈从型的反面，他变得倔强、坚毅，或给人这样的外表印象。他把所有的感情，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都看成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情也无足轻重。这并不是说他从未爱过，从未与异性发生关系或从未结过婚，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这样一个配偶，这个配偶能激起他的欲念，他自己的地位又可以通过这个配偶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产而大大提高。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对他人表示关心：“我为什么操这个心？让别人自己关心自己吧。”假如问他一个伦理学老问题，即一个木筏上有两个人，只能活其中一人该怎么办时，他会说，他当然认为尽力保全自己要紧，不这样做才是傻瓜，才是伪君子呢！他绝不承认自己有畏惧，总是竭尽全力将这种情绪严加控制。比如，他可能强迫自己待在一幢空房子里，虽然他惧怕盗贼；他可能会坚持骑在马上，直到克服了对马的畏惧才下来；他也许有意穿越多蛇的沼泽地，以摆脱对蛇的恐惧。
屈从型趋于讨好，而攻击型却不惜一切地好斗。在与别人争执中，他兴致勃勃，处处留意，不惜死命相争以证明自己正确。他尤其在被逼得没有退路时显出“英雄本色”，往往变守为攻。与屈从型害怕取胜的心理相反，攻击型患者是输不起的，他只能赢不能输。前者遇事责怪自己，后者事事推诿他人。但两者的相同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过失感。屈从型患者在自责时并不真相信自己有错，只是情不自禁被驱迫着去自我谴责。同样，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的阵地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轻易地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这不仅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患者居然有如此深切的现实感——他所持有的那种“现实主义”，正是与他的态度——必须对抗这个带有敌意的世界——相一致的。他绝不会“幼稚”地忽略别人可能阻碍他的目标的表现，包括别人的志向、贪婪、愚昧或其他。由于在竞争性文明制度下像他的这一类属性远比礼貌、教养更为常见，他便觉得有理由这样做，自己是现实派。实际上，他和屈从型患者同样是有缺陷的。他的现实观还有另一个内容，那便是极为看重谋略与预见，像一个优秀策士一样，他随时随地谨慎地估计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可能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