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这个词儿仅能代表一种副业。
因为作家的名头再荣耀，主要生活来源必须依靠公职，仅凭稿费并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
比如说1988年，著名作家路遥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轰动了当时的文坛。
可他所获稿费也就两万来元。
历时六年，却仅相当于当时一名京城出租车司机三个多月的收入。
再比如说，1983年，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也是一样。
即使他创作的小说《黑黑在诚实岛》、《皮皮鲁和鲁西西》相当受欢迎，得以在十六家报刊上同时发表。
他得到的稿费也不超过两千元，仍旧是靠死工资吃饭。
于是这使他产生了极不公平的感受，他就分别去找那些连载他作品的报刊进行谈判。
提出是自己的文章造成了他们报刊发行量的上升，希望能按照发行量调整稿酬。
但每一次，对方却几乎都是不客气的反问。
“报纸上有那么多文章，你怎么能确定是你的文章起了作用？”
就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在屡受挤兑的郑元洁心中诞生了。
从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一本杂志。
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
必须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
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搬出楼道内处处是“滋滋”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
应该说，在这个年代，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
只可惜，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
“运动”早就让大众习惯性反对一切不同于自己认知的人和事，打击异类已经是本能。
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就越遭人耻笑。
无论去了那家刊物的编辑组，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就是“郑元洁，你童话写多了吧？你说的那个，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就这样，郑元洁的“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
这件事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简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此，不只一个人公开指责过，说郑元洁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
直至1985年春节，郑元洁回到老家太原，见到了在山西团系统任职的朋友赵延平，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
当时他一想，团系统是可以办少儿报刊的呀，所以就对这位朋友脱口而出。
“想发财吗？想发财咱们就一起办个刊物。”
说实在话，赵延平当时听了郑元洁的想法也无比惊讶。
因为这种方式，这种形式，他从来没听说过，更难以想象。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个刊物吃得消吗？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本刊物又会有多强的生命力？
万一这个订阅的费用都收上来了，要稿子出不来该怎么办？
那想把钱退给全国的读者，都没法操作这事啊。
到时候谁兜得住？风险太大了！
可尽管这个主意听起来如此的不切实际。
但赵延平最终却被好朋友的执着、自信和热情感染了。
“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销量都上去了。虽然他们不说，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盈利……”
“你放心，我绝不会撂挑子。即使我写不出，我也可以给你找别人组稿，保证能按时出刊……”
由于郑元洁拍着胸脯做出这样的保证，延平还是竭尽全力跟主管领导试着申请了一下。
没想到上级还真有识人之明，这事儿在几经讨论下，最后居然真的成了。
1985年儿童节前夕，一本被命名为《童话大王》的杂志以五千元的创办经费在山西创刊。
赵延平出任杂志社社长，整个编辑组算上他就五个人。
郑元洁则如愿以偿的成了这本纯文学双月刊的“惟一撰稿人”。
总算实现了他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梦想。
这一年，他三十岁。
说真的，他此时真正的感受不是狂喜，其实是心里没底。
但他觉着只要能成功地出版这一期，就算对得起自己了。
不管是以后能不能出，发行量是多少，都不重要了。
结果万没想到，市场反响之好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哪怕根本没有资金做宣传，只能靠赵延平想方设法求着“新华书店”帮忙发行。
这本刊物居然一炮走红。
不但创刊的七万份全卖出去了，还收到了好几百封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